王朔总能引起媒体的关注。最近他说了一句关于徐志摩诗的话，又被炒得沸沸扬扬。有人揭发：“王朔又在骂徐志摩”了，因为他说徐的诗“只算是歌词”。王朔立即辩解，说他只“说了徐的《莎扬娜拉》那首诗，写得不像诗，倒像是歌词”。为王朔抱不平的人也出来证明：“王朔只是‘确指’徐志摩的一首诗，说‘它’只算是歌词。”（引文见《中华读书报》今年6月28日第9版）看来，分歧在于王朔“骂”了徐诗的全部还是“说”了一首。据说，不弄清这点，就是对王朔的“误读”，对读者的“圈套”，对徐志摩的“亵渎”。我们媒体这种较真的劲儿，实在令人钦佩！
不过有分歧也有一致。三方在一个问题上却是意见一致的，那就是：诗不是歌词；诗写得像歌词，就得蔑加以“只算是”；把诗说成歌词，就是“骂”，就是“亵渎”。王朔的辩解巧妙一些，但也和盘托出了他把歌词看低一等的底牌。
常识告诉我们什么呢？常识告诉我们：诗歌也叫歌诗，歌就是诗，诗就是歌。从三颂、二雅、十五国风到屈宋楚辞，从唐诗、宋词到元人散曲，无不是有曲有调可配乐唱吟的歌词。屈原的骚赋第一特征就是“歌楚声”，是用“四面楚歌”那种南方乐曲唱出来的。李杜元白的诗作传唱于歌妓之口，流行于旅舍驿站，是当时地道的流行歌曲。青楼酒肆、里巷井边皆唱柳词，才有了一代词宗柳永的盛名。后来曲谱失传了，但文人写诗填词还得讲究平仄和音韵，按诗律、词牌、曲名的规定的字数去操作。当然，案头诗词是不能直接演唱了，但如果度上新声，谱了新曲，它又变成了歌词。毛泽东诗词及唐宋名篇被当今作曲家和歌手重新演绎歌唱了，它们就成了歌词，你敢说这些上乘经典因此就不是诗了，就掉价了，就“只算是”了？是的，白话诗兴起后，诗和歌词的分野更明显，但其区别也仅在诗不入乐而歌词则要配上曲谱唱出来，以及由此派生的艺术技法层面上的某些不同。歌词不供演唱就是诗，诗谱上曲唱出来，就是歌词。它们是“两位一体”，主要的审美基因是相同的。好的歌词必然讲究好诗具备的凝炼含蓄的意境美和形象性、情感性，好的诗也必然要具有好歌词的音乐性或音乐美；如同分行写的拙劣散文不能代表诗一样，伟人语录、标语口号、陈词滥调也只是歌词的异化。总之，诗与歌词没有本质不同，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徐志摩的白话诗《莎扬娜拉》，作为诗，放在唐诗宋词的佳构中也不逊色，而它的音乐美更使它超越了一般文人的案头诗作，岂止是“像歌词”，简直就是优美的歌词！尤为要者，“诗歌一体”，本来就是徐志摩诗的整体性艺术魅力之一。把这样的只要具备高中生的审美常识和审美修养就能认知的优点也贬为“只算是”，能不是货真价实的无知吗？
表达无知是需要勇气的，而无知也正产生勇气，所以，王朔说，“无知者无畏”。小说家、记者“无畏”倒也罢了，他们毕竟是“局外人”。遗憾的是诗坛的一些诗人及诗评家也采取了蔑视歌词的态度。诗人高傲地忙着去朦胧，去欧化，去后现代，去超世纪，去孤独，去制造教授读不懂、演讲家不会朗诵……你如要他写些能唱的，他会感到是最大的侮辱。诗评家则忙着去制造名词术语，去为圈内人抬轿子、吹喇叭，去提倡艰涩，去把诗和乐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们的宏文巨著中从不涉及入乐的诗———歌词，更不在诗歌史上给歌词一席之地。孔夫子如果采用了他们这种“现代”眼光，中国诗的伟大开端将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历代评论家依据他们的视野，什么唐诗、宋词、元散曲也统统“只算是”罢了。与这种态度有关的结果怎样呢？诗人的圈子越来越小，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诗的刊物越来越办不下去，诗集的印数、销量越来越少，谁都在说诗遭遇遗弃了，诗的国家的人们堕落了。但另一方面，被排斥的歌词却插上了通俗、民歌甚至洋嗓子的美声的翅膀，成千上百首地飞越千山万水，飞到千家万户，飞进亿万少男少女甚至中老年人的心里。那些唱爱情的、咏叹人生的、哲理的、史鉴的、抒写凡人心态的、描绘风花雪月、车水马龙的，那些影视剧的主题歌、片尾曲的优秀歌词，哪一首不能称为当代“国风”？往年传唱的《渴望》插曲，今年流行的一曲《常回家看看》，扣动了多少人的心弦？把舒婷的《致橡树》谱成歌曲唱起来，它与当前流行歌曲的上乘歌词又有什么区别？也许它们通俗、它们浅显、它们不文不雅，但它们贴近了中华大地和亿万芸芸众生，它们表达了当代心声！20多年来诗歌的复兴，是包括了面广量大的入乐歌词的繁荣的。把歌词视为等而下之排斥在诗之外，是无法正确认知和评断当代诗歌的历史性成就的。中国人没有堕落到不爱诗的地步，只是他们选择了歌词罢了。
说专门家轻视和排斥歌词出于“无知者无畏”的红卫兵情结，怕是不妥当的，但说是出于当代贵族式沙龙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当不为过。然而，一切傲慢和偏见、无知者无畏都不能推翻一个历史和当代的实证：诗插上歌的翅膀，会飞翔得更远、更久，逍遥于无垠的蓝天；而歌词就是插上翅膀的诗！
歌词是诗。被蔑称为“歌词作者”的，当然是诗人。我希望给乔羽及乔羽们戴上优秀诗人的桂冠。我还希望当代诗坛放下架子，虚心接受歌词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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